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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秉安:在寻找历史真相的路上

发布人:日期:2016-11-04 00:00浏览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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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不写下它,历史,将留下一页空白.

------陈秉安《大逃港》一书题记

整理/邹邹刘海云

陈秉安,湖南桂阳人,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,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。曾当过农民、工人,报纸杂志记者、《深圳风采》杂志副主编、《深圳周末》主编、《特区大社会》杂志总编辑、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。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》、《大逃港》等。《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》获中国报告文学最高奖:1990----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(现鲁迅文学奖)。

陈秉安是师大人中最早来到深圳的一个。那时候,深圳经济特区刚办,向全国吸收人才。正好陈秉安在北影厂同叶向真(叶帅女儿)、黄宗江等备拍历史片《楚汉之争》不成,凌子导演(叶向真)力主他去深圳闯荡历练。加上陈秉安的老姐在香港独身一人。于是陈秉安下定决心,一个背包,一个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黄军袋,风尘仆仆南下深圳。

陈秉安来后,又把许多相熟的师大同学一个个引来深圳。那时深圳正搞建设,满天尘土,到处是帐篷,来了的同学们就在陈秉安住的地方打地铺。陈秉安至今还开玩笑说:“那时我们啥都没见过,田地刚来时还不会坐电梯,他到深圳工人报去找老同学颜昌海,是从一楼走上八楼去的。”

但是,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,陈秉安敏锐地捕捉到:深圳是记录特区乃至中国历史的好地方!

有一次,他去深圳的宝安县采访,一位当地农民出身的董事长问陈秉安:“你知道深圳特区是怎么来的吗?”陈秉安说:“不就是因为邓小平画了一个圈吗?”董事长笑道“这里有一段你们不知的历史。当年,这里曾发生过百万人的大逃港!”

从那一刻起,陈秉安就暗中准备,写作大逃港的历史。从准备到后来书籍出版,前后花了22年!

正当陈秉安奔走于宝安县的乡间小道和档案馆中,暗中收集大逃港的材料时,他接到深圳市委交给的另一个任务。

八十年代末,深圳特区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,然而外界对特区知之甚少,有的甚至指责说“深圳除了市委门前的红旗外,都变色了。”加之其时许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迷茫,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毅然提出,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深圳,以深圳为一座灯塔,坚定人们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心。陈秉安作为主要撰稿执笔,被选入了市委宣传部写作小组。

刚接受这个任务时,陈秉安和小组成员都为驾驭这样巨型的题材深感压力,比如说,这么繁杂而庞大的内容从哪里写起?是按时间来写?是按部门来写……当时,写作组住在西丽湖的创作之家,正好报告文学宗师徐迟也在那里修养。陈秉安就登门请教。徐迟说:“改革开放的路,就是个多米诺骨牌,是一步步推开的,你们就按这个骨牌的推进来写。”一语解惑!

后来,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就是沿着工程改革、供给改革、物价改革、金融改革…..一波波地“逼”,一步步地“推”这条思路写成的。

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全面介绍了深圳经济特区从设想、奠基创业,到初步繁荣的整个历史过程,解开了深圳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年里,由贫困的边陲小镇,一跃而成举世瞩目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的“斯芬克斯之谜”。

作品出版后,很快一炮而红,全国各地象学大寨一样,以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为样本学习深圳。据报载,仅武汉江汉区一区中,就有5万多人读过了此书。接着,一股南下深圳,投奔改革开放的大潮随之兴起。一位陈秉安的《深圳商报》同事对他说,当年,就是因为读了他的书,受到鼓舞而负笈南下的。英国路透社记者班祖克在英国的报章上说:“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企图解答一个中国人期盼的道路之谜!”

“深圳是个宝地。”陈秉安笑言:“人家来深圳,发了钱财,我是发了点小历史财!”在完成了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》之后,他很快又投入了下一个目标:写作《大逃港》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有100万左右的内地居民,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,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、人数最多的群体大逃亡事件。正是为了留住老百姓,当年的省委书记陶铸、习仲勋等人决定在深港边境划出一块地区,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,终于留住了人心。习仲勋将此事上京向邓小平汇报,邓小平于是拍板在深圳办经济特区。

正如习仲勋对陈秉安说的:“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,老百姓就会用脚投票!”

陈秉安采访了数百名大逃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记录下一个个真实又震撼人心的故事,当时逃港是个禁区,陈秉安只能背着领导,偷偷地干,收集一点写一点。一本书从收集到出版,竟然用了22年!

2008年,《大逃港》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,再一次炮红。

随着搜弧、新浪、网易等各大网站的推介,《凤凰卫视》、香港《无线电视》、《亚洲电视》…..对陈秉安的专访,以及电视片《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的播出,“逃港”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,终于走进了历史的舞台,对世公开。

《大逃港》一书也很快被香港以繁体版发行至台湾、新加坡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…..等世界各地。旧金山的华人,甚至将《大逃港》改成“说书版”,每周在电台播送。2015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在《华夏人物》栏目中,将陈秉安和大逃港的故事,向全球华人推介。“陈秉安”这个名字开始为更多人熟悉。

我们找到陈秉安时,他正在大西北的一个偏僻处写作《大逃港》的第二部。我们好奇地问他,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来自哪里,他说,是自己的经历,是艰难困苦帮助了他。

陈秉安出生在湖南省桂阳县,其曾祖父是曾国藩的学生,山东巡抚。这样的出身,自然会使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的冲击。

陈秉安20岁被下放到农村,头顶烈日,赶牛犁田。后来,海拔一千多米的瑶族山村里缺乏教师,他又在山中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。大山中与世隔绝的生活,使他倍感孤独,唯有“读书”是最好的解脱。正好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被抄,许多中外名著散落在知识青年的手中,陈秉安便想方设法,以物换书拿到了许多书籍。三年的山村生活,他一刻不曾虚度,“在山里读书的时候,一轮明月和一盏孤灯陪伴着我,我开始了创作,写文章。”不久,他竟然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了第一篇诗歌,这大大增强了苦无出路的他的信心。不久,上面来人招工了,别的出身“红正”的知识青年可以成为铁路工人,军人…..他只能被招到县搬运社当搬运工。身小力弱的他,每天要在烈日下,扛着180斤重的谷包、100斤重的水泥上汽车。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,他竟然又有散文、小说,在省、地一级的刊物上发表。

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给读书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陈秉安第一次参加高考就取得了郴州市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,但由于家庭原因他还是不能上学,第二年他没有泄气,继续参加高考,又是郴州地区文科第一名,终于如愿进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
“当我背着包走在湘江大桥上的时候,我激动得不得了,我明白,我这滴水滴,要从小溪流入大江了!”

陈秉安回忆道,在岳麓山下的岁月,他有了系统学习中国文学的机会,他说,师院浓郁的文学氛围和周围的良师益友,是哺育他成长的甘露。对他后来的写作乃至人生都有深远影响。“70年代末,中文系的文学气氛非常浓厚,我常常和韩少功、骆晓戈、钟铁夫、田地、等一些朋友交流,探讨文学课题、议论国家大事,激扬文字。我在中文系还参与举办过学生刊物《岳麓山》,刊登同学创作的作品,组织同学琢磨、探讨以相互促进。”大学毕业后,陈秉安被分配在湖南省总工会的《主人翁》杂志,从此同新闻和写作结上了缘。直到1985年奔赴深圳。

回首漫漫人生路,陈秉安告诫后辈成功之道有三:第一要“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”,第二,选好道路后,要坚持不懈,方能水滴石穿。第三“要善于向他人学习,取人之长,不要被一时的成就蒙蔽了双眼”。

作为原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,如今依然坚持走在文学的道路上。他在青海湖畔与我们通电话时说:“请相信,不久我将会有更大更好的作品出来,向母校和同学们汇报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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